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是澳大利亚同性婚姻全民调查结果公布的日子（对于这场全民调查的背景信息，请参阅我先前写的文章）。刚好这时我在中国休假。那天早晨我打开手机，就看到 BBC News 推送 —— “Australian Postal Vote Results”。是的，澳洲同婚公投通过了！
这场全民调查共有一千两百多万人次参与，占总可投票人数的79.5%，赞成同性婚姻的阵营以61%比38%胜出了这场投票。
我的（各种）性恋的朋友们在庆祝 所有图片由作者提供
这个结果其实让我有些意外。
在过去两个月间，身在悉尼的我听到身边很多反对的声音 —— 这场公投之后我才知道我所居住的新南威尔士是反对同婚票数最高的地方（一不小心竟住在最恐同的地方了？Orz)。 我一开始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义愤填膺，可因为它们源源不绝且没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证，我渐渐就听麻木了。
这些声音来自与我一起玩桌游的朋友、 微信 朋友圈、年纪大点的华人邻居。“我不歧视同性恋，但是我认为家庭还是应该维系它传统的样子” 是最常见的说法。“我不歧视同性恋” 成了一个陈词滥调的开场白，毫无惊喜的会跟着一个 “但是”，再然后就是哪老几样：（1）异性结合才能保证顺利生育、血脉绵延；（2）异性恋婚姻才能为孩子的抚养提供有利的家庭环境；（3）防范同性婚姻，是为了防止对青年人的性与性别观念产生更糟糕的误导。诸如此类，毫无根据，不是科学，只是想当然的偏见。
将这些偏见剖开来看，“我不歧视同性恋” 的意思其实是：“我可以不烧死你，但我不承认你也是一样具有公民权、抚养权、继承权和同样道德地位的个体”。已有的性与性别秩序只是一种秩序，不是最好的一种，也不是唯一一种，可人们拒绝面对或思考同性恋亚文化对这个秩序可能带来的创新。
更不讲理的声音来自一些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朋友，之前跟一群朋友唱 KTV 的时候，一位 穆斯林帅哥就直接说：“我投了 No 啊，因为我们有宗教的原因”。因为有约定俗成的宗教信仰，其他一切便不需要再讨论；即便讨论也不会撼动他们的道德先判、态度和观点。这些声音加在一起，让我一度担心这场全民调查的结果。
我对这个结果没有防备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一时间难以消化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一个出生、成长在中国26年）和跟我有类似成长经历的中国酷儿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世界各地支持同志婚姻的阵营常常使用一些朴素的具有启蒙主义意义的口号，比如 “爱无分性别”，比如 “我们都一样”。
但其实，并不一样。就比如说，29岁的我，从未想过我的婚礼是什么样的。
同性婚姻，一种没想过的可能性
我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南方一个三线城市，在成长过程（具体而言是20岁以前）中，我一直缺乏具有公共理性的语言和知识来理解自己的酷儿身份，更别谈去想象和计划一个不符合异性恋正统模式的未来。在那个小城市，在我闭塞的中学校园里，我偶尔能够听到同学们以极鄙夷的语气八卦和揶揄谁谁谁可能是同性恋。我打心里拒绝认同与那些被谈论的人是一伙儿，也没有真的跟那些传说中的同性恋校友接触过。
大学以后，一线城市的生活加之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式的发展，我逐渐接触了同志圈子和一些为同志平权奔走呐喊的社会组织。即便是在这样环境里，大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种话语是：“我们先玩几年，等到扛不住了再回家结婚”—— 年轻的同 性爱欲总与轻狂、挥霍、玩闹相联系。
“玩几年” 的话语刺激到了渴望天长地久的梦想家们。ta 们爱用 “真爱” 一说来合理化同性关系，比如 “能跟真爱的人在一起几年，人生也不枉过”。还记得在我开始尝试同性关系的那几年，《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电影《蓝宇》的主题曲）是同性恋群体的 “国歌”。歌曲的悲情、遗憾基调高度概括了整个社群求而不得、得过不能永久的情感结构。
然而世代的更迭猝不及防。没过几年，踩着同志新 idol 蔡依林那首《舞娘》闪瞎眼迷炫登场的妖艳贱货们，片刻间又把这悲情、难受的受气包同志形象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在我学习谈论酷儿身份和实践的时候，同龄的异性恋朋友纷纷结婚生子。 朋友圈刷屏的都是宝宝照片。跟我一同长大的发小，曾经质疑 “人生为什么要结婚”的朋友，也耐不住父母和亲戚朋友的软磨硬泡，在两年前结婚，今年宣布怀孕。在我诚挚奉上祝福的全程，我是永恒的旁观者。
同时，身边开始有女性朋友跟我埋怨，婚后的生活激情枯竭、灵感不再，“你敢想象吗，以后的几十年我只能搞这同样一个 dick！”（人妻的谈话尺度总是很大的……）而我的男性友人表示，最开心的莫过于公干出差 —— 可以有理有据地离开熟悉得发腻的老婆，哪怕只是短暂的几天。也有在这几年间离了婚的朋友用看破红尘的态度，冷冷道：“我以前也渴望过婚纱、钻戒，离婚后都还给了他。现在想起来都难受，有什么意义？” 在我诚挚奉上同情的全程，我也是永恒的旁观者。
在以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为本位的人生业绩单上，像我这样将要迈入中年的酷儿注定是失败者。美国学者 Jack Halberstam 提出过一个颇为浪漫的概念：“延误的青春期”（Disrupted and/or Stretched-out adolescences）。因为在约定俗成的异性恋性别文化里，未婚/已婚的界限同时用于定义青春期/成年的状态。由于性少数人群难以完成 “已婚+成年” 所包含的一系列仪式、期待和义务，于是总是无限被延误在青春期里。对此我的父亲有更不客气的说法，在他的世界里，没有结婚等同于我是一个道德缺失、恣意妄为、不负责任的年轻人，也是一个人生不完整的女人。
酷儿的人生确实是 “不完整” 的，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感到不完整，而是因为异性恋婚姻框架让我们显得不完整。这个框架异常强大，它形塑着每个人，影响着每个人对于 “未来”、“爱情”、“家庭” 的想象和计划，即便你没有察觉到。
“靠，我的前任可以跟她的现任结婚了。” 今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猛地想到。
不过，就算我现在不是单身，我就会想结婚吗？
想象一个不婚姻的选择
我翻着 朋友圈和脸书，已经被 “Victory！” 的字眼刷爆了。在澳洲的 朋友圈子里面已经有同性伴侣开始筹备婚礼。相爱的同性恋人等了太久，这场 “胜利” 总算到来。不过我却有点犬儒地想：“此刻最高兴的大概还是那些婚礼策划、酒席供给、蜜月旅行的商家吧。” 南半球最大一块沃土，将要迎来同性婚姻的无限商机。
这个结果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怎么赢了还这么多事？
我需要解释一下：酷儿（queer）的意思并不是 LGBT（而已），酷儿的意思是对现有性／别常规的颠覆。同性恋并不代表酷儿，而婚姻也并不一定是所有酷儿想要的。但是这一切的前提是，我可以选择不结婚，但我选择的权利不应该被剥夺，就好比你想进一家馆子，有人在门口不放你进去当然不行，但是进去之后，吃什么不吃什么，是你自己的决定。然而，澳大利亚这场 Yes 与 No 的全民调查容易被误读为 “传统” 和 “现代性” 的一场绝对化的决战，而 “现代性” 得到了胜利。
首先，反对阵营并没那么 “老土”。ta 们的行动策略充分利用了 民主政治角力和现代话语。但关于这点我先不多说了。我最大的问题是，这样的误读预设了同性婚姻代表着最为开明、 自由的婚恋关系和 民主文明的新阶段。
并不是这样的好嘛。
同性的关系历史悠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绝非现代性的产物。而婚姻制度，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已经显现出它的保守性质和老态龙钟。堪称当代的现象只能说是，想把同性关系纳入现有婚姻制度的愿望。
婚姻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借用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思想来回答。一方面，现代婚姻制度属于一个话语体系 —— 通过 “你跟谁睡”、“你过着怎样的情感生活” 来定义 “你是谁（成功者/失败者）” 这样的身份认同。
另一方面，婚姻制度是通过一对一婚姻关系，来界定财产关系、家庭关系、亲属关系的国家制度性安排。实际上，它不是 “个人选择” 那么简单，而是强化着国家对个人私生活的管制。福柯有一个精妙的比喻：权力就像毛细血管一般，渗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个可能的末端，在微小的、隐密的、日常生活空间角落中发挥作用。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严格限制了情欲关系的可能，遮蔽了一对一婚姻关系的保守性质，也让人们看不见自我规训当中的奴性。
而在目前支持同志婚姻的阵营里，以下的声音以及是几乎被迫暂时为了大局而消声的：比如跨性别的声音 —— 这些穿梭在两性之间真正能够撼动性别二元划分的生命，也是这次同性婚姻调查中最容易躺枪、被责难的个体；比如追求多边关系，或者不想接受一对一婚姻关系所绑定的财产划分制度的伴侣；又比如想通过多元成家、想与没有情爱关系的一个或多个友人进行伴侣关系认证互相扶持到老的关系。这些关系在本次同婚调查里都没有得到表达。
也就是说，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之后，除了追求同性一对一关系的同志，展望更多元 民主关系的酷儿，ta 们的愿望并不会得到表达，而是仍被边缘着，甚至可能因为婚姻体制对同性恋的收编，愈发被边缘化 —— 简单的说，同性恋都结婚了，你们这些奇怪的家伙还有什么理由不守规矩？同性恋都结婚了，你们这些人的诉求根本不值得同情。
婚姻法只有一个，而且困在一个国家制度框架里。基于此，真正多元的、酷儿的亲密关系的愿望能够拥有的对话空间非常小。
所以此刻真正应该发生的变化是：每个生命都叩问自己，要不要婚姻，与怎样的人进入婚姻，是否继续撼动婚姻制度，直至其不再拥有能够定义生命轨迹的力量。
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异性恋婚姻合法了这么多年，我也还单着啊”。是的，大家都可以结婚，同性婚姻这件事本身并没有多么酷儿。但如果能进一步打开我们对婚姻、国家与个人关系、亲密关系多样化的探讨，同性婚姻才有更具解放性的意味。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个人而言，如果说真的要想象一个 自由的酷儿未来，那么从现在开始，我想做的，是开始想象一个不婚姻的选择。你如果也在做这样的想象，那么无论你的性取向是什么，你也够酷儿。
